公共关系很好理解，讲的就是个人与公共的关系，这是一个概念，同时这个行业又涵盖了很多潜在的理念，比如说策略，怎样让品牌走到行业前端，替品牌做一个市场探索者等等。

对于公关来说，帮品牌找到故事是本职工作，对于品牌来说，找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是根本需求。就像你想买一幅画，你在一个很有名的画廊里，和你在一个完全没有名气的画廊里买，感觉完全不一样。你在一个好的画廊里，即使那幅画没人认识，但你会相信画廊的品位，相信画廊有推动艺术家的能力。

品牌选择公关公司有点像艺术家寻找画廊，你和我们合作，某种层面上，你是和很多著名的品牌在一个层级，在一个屋檐下，它决定了一些发展的前提，比如会让行业和消费者提前信任你。如果一个公关公司有很好的口碑，那么它合作的品牌也会具备一些天然好感，当然公众不会想得这么深入，他们也不需要去想这些。

选择什么样的平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品牌考虑得最多的；成为平台后如何讲述故事，是我们考虑得最多的。这决定了品牌定位与品牌提升。公众通常认为我们只要帮品牌搞搞关系，认识一些人，找明星做做穿搭，找网红带货就可以了，但这只是公关行业里极小的一部分。我们更多的是陪伴品牌成长，提升品牌价值。价值越大代表你生意做得越好，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个过程里的每一步都是生意，我喜欢用生意来看待这个行业。生意不是赚快钱的买卖， 生意要有持续性盈利的能力。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是我们这行最应该关心的，因为生意要依附于大环境。我们看政府报告，今年经济增速有点慢，那么品牌的市场预算可能也会削减，你必须知道这个经济形势，拿到具体数据，才能做出相应的市场策略。公关不能只在市场繁荣阶段做事情，在相对不繁荣的阶段，如何把预算花出去，花得有价值，这是能力和水平的表现。

我们公司（RYODAN by SEIYA NAKAMURA 2.24 INC）到现在做了七年，我作为执行董事接过很多开始阶段不赚钱的品牌的案子，后来这些品牌也都盈利了，如今合作仍在继续。我们公司在品牌选择上很少失手，简单来看，视野和判断力是决定你在这个公关行业里成败与否的关键词，但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公司的特点更多的是谨慎。

中国的公关行业，现在正处在一个最好的阶段 ：一是目前中国时尚领域的发展，称得上是爆发式的，像欧洲和日本这些时尚产业发展了很多年的地区或国家，已经到达了一个平缓区，增速非常缓慢，而中国如今的增长速度和潜在的增速是其他地区无法想象的。二是中国还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疫情之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时尚消费市场了，疫情之后依旧很强势，去年LVMH集团全球40% 的收益来自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的品牌都在试着接受中国这块市场，享受这个市场带来的行业红利。

很多年前，国外大牌进入中国后，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文化沟通方式。品牌觉得用他们的传统手段进入中国市场就会成功，事实上，品牌这样的心态已经出了问题，这个心态也影响了品牌最后的状态。中国的市场运作系统，媒体操作方式、社交网络的应用，这些与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在别处通行的经验并不适应中国。那时公关公司并没有成为一个可以提供沟通的平台，这一块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对品牌是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现在面向国际品牌时，一是把他们的核心需求转译为中国市场可执行的方案，二是我们为无数细节树立底线， 比如新品牌进入中国，最普遍的需求是要用明星和网红突出价值。可明星是否与品牌定位冲突，网红是否与品牌价值兼容，他们有没有潜在的风险，这些都是细节中的细节，我们会把对这些的判断给到客户。

我们公司的人大多有海外工作背景，因此对国外品牌的那些打法都非常熟悉，知道那套打法在中国完全不合适，会让品牌失去很多价值。在与品牌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会强调计划性，会建议设立一个几年内的目标，然后制定出执行方案和考量标准，以及评估执行方案中的收益与风险。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成功的案例无人在意，失败的案例会被到处传播，这也是我们公司秉持谨慎风格的一个原因。

很多人会觉得公关只需要搞人际关系，没有技术门槛，这是一个的误解，现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常会打乱你的品牌计划，你必须时刻关注社会的整体动向， 并且对各种信息保持着足够的敏感，才能做出合适的预判和应对方案，这就是技术门槛，看起来很简单， 但并不简单。

这个行业除了商业上的成功以外，我们从业者还能得到其他成就感吗？我想有的。时尚品牌不是一个符号，它虽然看起来光鲜，但背后的基础工作非常辛苦， 靠无数具体的人来支撑，如果你做错一个案子，那些具体的人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当然，你做好一个案子，也会影响无数人，可能这种成就感也是一种责任感吧。另外，当一个品牌进入中国，我们在可以表达的空间里，为它寻找到一个链接中国市场的路径，从而体现出品牌的理念和价值，也会让我们有成就感， 因为你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而是一个创意型的工作。

杜杜：你的公关公司面向很多国外品牌，你个人又很喜欢从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看待行业，那你如何看待公关对于品牌和市场的话语权问题？

邱博瀚：我们在世界时装语境中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强，我们这一代做公关也有新的使命，得用新的方式去和国际上的同行建立友谊和信任。这几年国外品牌其实能感觉原有的本土化思路正在发生剧变，本土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品牌也层出不穷，市场对新型公关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这一代公关人有了新的玩法。

杜杜：现阶段除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和设计师的创造力以外，还有什么是对国外品牌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邱博瀚：以前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对外国品牌来说是模糊的，因为对我们不了解，所以会觉得我们是没有灵魂的消费者。以往时尚产业更多是输出，而不是合作。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消费群体的多元性已经超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了，品牌不得不正视这些变化，中国市场的活跃力也是对品牌的检验，这些都对品牌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个性都越来越鲜明，大品牌也不再把公关当成一个简单的传播工具，我在 这几年里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我们都是个性鲜活的人，所以很多品牌找我们做公关是因为性格、理念和价值观相近，而不是寻求单纯的信息散播功能。

杜杜：在你的经验里，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邱博瀚：应该是2019年那会儿，我们当时帮一个纽约艺术杂志写一篇文章，关于时装和艺术的新连结。那场秀让我感觉真的是全球化的一个巅峰了。欧洲、美国、新马泰，中日韩，感觉全世界所有的媒体朋友们都来了。

杜杜：一场不可复制的秀关系到创意、执行、传播各个层面，某些时候，这些也是公关行业的关键词，但这些是否又是公关行业的标准？

邱博瀚：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公关不仅要能够把事情说给大家听，还得帮品牌想这个故事对不对，以及这个故事应该是什么，或者去改善、完善品牌的一些想法。

杜杜：品牌在国外和国内讲述故事的方式是否相同？

邱博瀚：真正厉害的时尚品牌，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时尚品牌，一定会具备一个特质——就是它背后的社会和历史价值非常庞大。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几年间社会风潮和各种运动不断出现，大家都在改变故事的书写方式，这也是很多国外品牌对我们这一代越来越感兴趣，也越来越尊重我们的意见和想法的原因，他们愿意听我们说在这里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酷的，愿意用更平等地方式来学习和理解。

杜杜：在你看来时尚算一种政治吗？时尚品牌的公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承载政治表达？

邱博瀚：是的。我以前写专栏时，主编总让我写关于年轻人看待时尚的一些观点，但是我老是会写成社会学文章。这是我对这个圈层的观点。之前我写过一篇GUCCI的文章，它在2018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广告，重现了1968年的法国学运。这个广告特别触动我，法国学运的背景是当时的欧洲左翼运动，包括性解放运动及反消费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一个呼喊，但现在已经过去50多年了，去复刻反消费主义的潮流，内核却是升级的消费主义行为，那这个广告的表达是否成立？我会想到这些问题，但当时整个时尚圈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编辑或记者在意这件事情。

杜杜：你的关注点会和品牌有冲突吗？

邱博瀚：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语境特别分裂，娱乐行业被推崇到可以覆盖一切时事生活和政治生活，造成了我们今天极度娱乐化的现状。这一点并不好，其实有些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被表达，被提及。但我回来这几年发现，大家对创作者背后的想法和价值的关注正在减少，许多时候外界所有力量都在把事情引导到制造爆款和流量的单一命题里。所以很多时候，这里只有成功，少了一些故事。而故事都是成功者的故事。

杜杜：你现在还有政治理想吗？

邱博瀚：有。我经常会想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当时虽然没去外交部，但是我现在就在做时尚的、文化圈层的外交，至少让大家能通过我一个人的窗口，看到被主流话语权忽略的一些创造力。

杜杜：但这并不好表达，包括时尚品牌介入社会事件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邱博瀚：当然，其实我还是希望至少在我目前还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表达吧。但我们也会更理性地去思考品牌和社会应该产生的连结。某种程度上，这里非常繁荣，也非常谨慎。

杜杜：这里的年轻一代设计师，叛逆的多吗？

邱博瀚：反主流审美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比如前几年大家开始讨论的亚文化去年我觉得很值得关注，也写过一个专题。亚文化和非主流，意义上差别很大，也跟社会发展进程和经济条件、全球网络的连结有关。亚文化目前在一线城市居多，而非主流最早更多出现在非一线城市地区。我们当时希望能够以非观察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文化现象，给予他们话语权和平台去诉说，而不是单纯的评判。

杜杜：亚文化在中国更像一个时尚标签，它没有真正形成文化，亚文化群体没有任何统一的文化诉求。

邱博瀚：是的，非主流有点类似中国的后朋克运动，是他们面对百般无奈、枯燥乏味的生活，注定爆发出来的一种情绪和表达方式。但是亚文化反而是我们在成长环境中接受的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糅杂在一起后，再结合这里本土的东西生长出来的。所以，目前亚文化可能还不具有集体性的社会性叛逆。

杜杜：考虑这些问题是做公关的职业需要，还是你的个人兴趣？

邱博瀚：其实前辈公关人很多都是靠自己摸索经验，再形成一套方法论，但我们这一代可能需要借鉴一些东西和经验，所以关注的点要宽一些。我个人认为公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普世价值，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东西，到最后你书写了什么样的故事，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惊险之夜

某年某日，某国际超一线品牌的发布会邀请了国内几位代言人参加，几位代言人都算是顶流艺人，结果活动现场混进了倒票的黄牛。第一个黄牛被发现后，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威胁，当时我和他之间大概也就30厘米的距离，他掏出刀后我被工作人员拉开，现场安保人员迅速制服了黄牛。那场活动我负责一部分工作，看他被制服了就继续工作，希望插曲赶快过去，可随后又在入场口抓到黄牛，冒充工作人员往里面带人。进场需要核对名字信息，这些粉丝肯定对不上，总之入场口秩序变得非常混乱，用了半个小时才搞定，好在活动现场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后续也没有任何报道，成了一个行业秘密。这个事件和后续的结果都很能体现公关行业的特性。

变化之年

2019年3月我受到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制邀请，原本想借机宣传下公关行业，结果到了录制的时候，正好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原本户外的内容都不能录制，所有拍摄都是在节目组提供的屋子里进行的。我的工作必须得和外界接触啊，不能出去，我的职业性就被弱化很多，只剩下生活了。性格使然，我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很讨喜的人，所以某期节目播出之后，我就遭遇网暴了，网友开始在微博评论、私信骂我。那段时间特别煎熬，节目热度过去之后才慢慢释怀，承认自己上过那个节目。经历这事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舆论的力量，网络暴力的可怕，因为我遭遇过，所以在我现在的公关工作中，非常看重对舆论的预防。

无奈之时

2021年，我们作为活动总公关方在秦皇岛阿那亚做了次时装艺术节，这是一个异地的活动，我首要考虑的是嘉宾的往返和中间的一些接待问题。不过这次活动中发生了两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一个是艺术节开始前半个月突发疫情导致活动延期，所有既定的工作又要重新安排，还要想空出来的宣传期要怎么做；还有就是艺术节结束的当天晚上，上海忽然刮起台风，所有原定第二天飞上海的航班无法起飞，一次次改签一次次取消，邀请来的大部分都是上海的嘉宾，怎么离开成了问题。有些在北京的嘉宾不受影响，我们安全地把大家送了回去，然后当晚及第二天凌晨我就一直和航空公司、机场地勤，以及阿那亚当地等各方面协调回上海嘉宾的事宜。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便请上海嘉宾在阿那亚多住一天，又涉及和酒店的沟通，到最后也解决了。这次是我做公关以来遇到的最具突发性的事件了，让我知道了灵活性和计划性一样重要。

成就之日

2019年，我第一次接到全案。品牌要在夏天前办一场大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之前参与过一些品牌的巴黎时装周相关活动，但参加巴黎时装周的品牌本身就有天然的流量。但这个案子是国内的新品牌，一切从零开始构建。我们之前接待过的活动最多两百个人左右，那次的规模一下子扩大到五六百人，而我们团队一共就4个人，整个过程中我都是很忐忑的，好在那个秀最后顺利完成了，效果非常好，之后行业也开始注意到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操作这个体量的活动，好多机会就开始出现了。这一次让我很有成就感。

包一峰真正独立做公关是从2002年开始的，至今正好20年，过去他代表着一股新锐的力量，如今又意味着正统与规范。公关始终不是他唯一的职业身份，但一直是他最重要的标签。作为行业里最资深的一批从业者，以及最有个人品牌力的公关人，包一峰的谦逊令人有些意外，他对外界的赞誉保持着警惕：“人脉啊资源啊确实都是财富，但如今不算优势，我现在可能相对好一点的是自己的判断力，因为做的时间长，经验更多一点。”

在包一峰看来，如今的公关行业已经变得极为丰富，品牌要建设自己的公关部门，媒体机构成立了市场部公关部，海外公关公司陆续进入国内，年轻的公关人正在行业里建立不同的语言与风格。在新的市场格局里，包一峰的存在有着一种本土化的在场感。某种程度上，这种本土化的在场感在当下是稀缺的。

在包一峰身上很容易看到老上海的腔调，那是不属于新一代的上海年轻人的样貌，而是后十里洋场时代特有的自得与分寸。他曾与上海已故画家、导演陈逸飞有过合作，陈逸飞的代表作《上海旧梦》也给人以这种感觉—用现代技巧覆盖传统肌理，将上海日常的碎片重新组合意义，从而碰撞出可触及的象征。如今横跨公关与当代艺术的包一峰，也热衷于将国内当代艺术与时尚品牌联名。公关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职业，更像是一种与世界交流的路径，“你可以把公关看作一种科学，也可以把它当作艺术，当然这个艺术是个大概念，包括创意、交流这些艺术”。

人生流水

在时尚行业里提及包一峰，通常要加上“公关一哥”的前缀，这既是一种资历的证明，又是一种影响力的体现。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中国时尚公关行业的整个发展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行业里标志性人物。

在行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包一峰便懂得调配资源，包括与明星的私人交情，与国外品牌的互相信任，以及与媒体良好的关系，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使他在初入行业时便带着旁人难以复制的先天优势。随后，这些优势转变成了业内的影响力，他的合作品牌多是十几年的老客户，对彼此的信任早已超出了工作范畴。

如今，在搜索引擎里打上包一峰的名字，会自动提示很多关键词；经纪人、公关、艺术、跨界等等。在互联网的记忆中，他不停地叠加职业身份，又总能在新的领域中熨贴地安放自己。公关是一个隐于幕后的工作，包一峰是仅有的从幕后闯进主流视野的公关人。他自谦地解释公关一哥的称号是因为自己名字里带了“一”字，自己今天的成绩有很多时代和机遇的成分。

“我没有学过公关，也不是学新闻传播的，我的专业是酒店管理，第一份工作就是做酒店。”上世纪80年代，刚毕业的包一峰在上海花园饭店做宴会销售。那时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市场风气吸引来的很多国外机构和品牌，常在酒店举办活动与酒会，包一峰的工作是负责协调制作单位和主办方，这个阶段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公关的概念。“酒店开始时就是对接需求，后来渐渐地这些客户找我做一些协调、沟通的工作，可能因为我语言比较好吧，可以说英语、粤语和一点日语，在当时不太多见，我本身又是上海人，对上海很多地方都非常熟悉，那些品牌和机构的人觉得和我沟通比较顺畅，高效。”

包一峰很早便意识到自己在协调资源上的天赋。品牌需要的感觉，他总能准确地把握并提出优选方案，因此从品牌到明星都很信任他。1997年，巩俐来上海为某品牌拍摄一组旗袍照片，找到包一峰协调，想找一些具有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感觉的场景，包一峰推荐了几个旧式洋楼，顺利完成了拍摄。

那时包一峰因为做协调工作接触到大量艺人，后来很多人成了他生活中的朋友。张国荣便是其中一位，生前与他私交甚笃，包一峰公司里至今留有两人合影。他记得有次张国荣来上海找他，想再去拍摄电影《红色恋人》的老房子里看看。两人到了之后发现，房子主人不在，只有一个看管人。包一峰和看管人沟通后，两人以私人身份进去参观了一下午。导演叶大鹰家里留有一部相册，全部是拍摄《红色恋人》期间的现场记录，出自当时的摄影师，如今的导演张黎之手。这些记录里大部分是张国荣的抓拍，整个人气韵坚定优雅，像艺术，或许这是张国荣想重游旧地的原因之一。每年关于张国荣的纪念活动中，包一峰的名字都会密集出现。

时代的喧嚣

包一峰在网络上曾有一个与“公关一哥”并列的身份，即张国荣经纪人。他在很多采访中声明过这是外界的误会，他并没有做过张国荣的经纪人，他与哥哥的合作方式更类似于私人助理。但这些声明总是被淹没在那些误会里。如今包一峰仍然经常参加活动，也举办活动，艺人是这些活动中的必要组成，但他已经很难再和艺人建立过去那样的关系了。

“以前沟通比较直接，容易和具体的人产生联系，现在做活动请艺人，你要先和经纪人对接，再和团队对接，最后才与艺人对接，所以你能接触到的真实是很少的，也不太容易产生过去那种感情，另外我年纪也很大了，新艺人可能会觉得与我这种年纪的人没话说，这不关好坏对错，就是时代不同了。”

时代的变化也体现在公关行业里，最近四五年，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他们创立的公司都不大，但极有特色，有的只服务于几个品牌。包一峰表示，这些年轻的小公司让他感受到了竞争。因为那是对行业不同的理解，督促他去审视和完善自己。但行业里也有些不变的东西，“这个行业门槛一直都不高，但想做到极致又非常难，对任何公司都一样”。

包一峰非常容易感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不同，他曾因为办公室过于安静而建议年轻同事不要都在网络上沟通，要在现实里和人建立联系，他担心线上办公会给真正的交流带来障碍，但年轻的同事告诉他，他们在线下完全没有沟通障碍，只是能在网上做的事就在网上做了。“我一直关注年轻人、关注艺术，但有的时候我确实不太能理解”，最近几年，他将ART021艺术博览会做成了国内顶级品牌，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藏家，“他们一出手就与过去的藏家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愿意展示自我，分享生活”。

年轻的力量不可轻视，资历与经验也一样，“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老师，学校也教不出来，一切都靠自己，当你经历得足够多的时候，就会熟能生巧，能应对很多事情了”，在包一峰看来，这个行业的标准不是年龄，也不是时代，只是你做得够不够好。

杜杜：你之前有一个观点，真正意义上的公关只存于一定规模的大公司，在我看来，这像一个行业门槛，能具体说说吗？

姚素馨：对于小型公司，它等不到公关发挥作用。它重要的是经营，是活下去，小型企业指望公关发挥作用，且明显感受到公关的作用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小型企业里，公关只能在局部发挥作用，阶段性地发挥一下。比如说它面临融资了，那公关拱一波是可以的。

杜杜：这是不是也证明了大家对公关的认识其实一直停留于某种营销的层面？

姚素馨：是这样的，公关的全称是公共关系。人与人产生关系是什么样的？一定是长期累积的，有信任基础的，它不可能短期发挥作用。但是它一旦建立，它就会变得非常牢固，有信任基础，就会有倾向性的选择。这点其实是公关与营销本质的区别。营销面对的是受众，公关面对的是公众。

杜杜：公众和受众概念看似分明，其实又很难界定。

姚素馨：面向一个陌生人群的时候，你问一个公关，你优先选谁？公关一定会优先选说你坏话的人；而营销会选择说你好话的人。公众关系有点像你追一个姑娘，你会怕什么？相比你有没有完整地展示魅力，你可能更害怕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

杜杜：本质上的区别呢？

姚素馨：公关本质上是个意识形态，所以公关本质上不能做假，不要收买，谈不上花钱消灾，那些都不是公关的本质。

杜杜：但公众人物或者艺人的公关做的大多是这些。

姚素馨：如今很多艺人的自我认知已经不清晰了，你想一个普通人轻松获得与技能不相符的财富与关注，还有可能保持清醒吗？现在国内都是个人工作室，又都是亲戚，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正确做人吗？

杜杜：作为一个职业公关人，你怎么平衡公序良俗和客户利益之间的矛盾？

姚素馨：之前有些企业和艺人出了很多二百五一样的公告，以致于现在公关被认为是企业的走狗，智商的洼地。其实很好解决这种问题，对于有原罪的客户，你就不应该跟对方合作。有的公关会觉得，这是一个考验公关职业道德的问题，但对我来说，这是考验做人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在一个职场范围内讨论的。你跟这样的客户合作，公关策略很简单，就是送钱。

杜杜：但你也说过，你也会给出送钱的建议。它既是一种方式，又不是一种方式，大概是这个意思。

姚素馨：是这样的，如果我是做主动传播，我觉得这个渠道我OK，那我们做主动传播是可以的。但如果客户出了事问能不能救火，并且在这件事情上客户是明确的过错方，那这个事情跟公关就没有关系了。它本质上是一个收买，它不是一个公关的工作。

杜杜：很多时候，对公众来说，收买与危机公关是同义词。

姚素馨：这是大家对危机公关最大的误解。其实一个正经的公关，并不在乎危机发生时，我们在乎的是危机发生前跟危机发生后，这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在危机之前，我们有效预防了多少危机；在危机之后，我们修补到什么程度。虽然公众是通过各种公共事件才感觉到公关的存在，但作为客户，不能只有出事的时候才想到公关，像你期末有个考试，你考得好不好，是取决于你当天有没有复习吗？

杜杜：艺人出事之后很喜欢找你，你怎么应对？

姚素馨：之前有个抄袭团队找过我们，想把抄袭这事给处理掉，但他们团队还在一起扒各种流行的结构和元素。我就让我同事拒绝了，你不能一边处理抄袭，一边继续抄袭，这不是公关能做的事。还有一个因为感情出事的男明星，那个女生当然有很大问题，但你也并不清白啊，把女生的问题曝光出来不代表你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杜杜：企业家出问题也是这个逻辑，要么找人删稿，要么发公告。

姚素馨：现在凡是遇到负面信息，大家都会假装采取法律手段，这个风气是艺人带起来的。其实在法律层面，负面信息很难立案，负面信息有事实基础就不构成诽谤，也不构成诬陷。

杜杜：这种方式属于公关常用的手段吗？

姚素馨：怎么讲呢？公关原则上是不会轻易动用法律的，就像网上晒律师函其实意味着彼此关系破裂，很难补救，而且这种律师函也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应。发律师函的前提可能只有这几种情况：一是我必须表明立场，比如艺人要与涉事品牌割席；二是明确涉及法律层面比如侵权什么的事情，以发函告知。

杜杜：公众对艺人发函已经毫无感觉了，很多事越发函越显得欲盖弥彰。

姚素馨：不光公众，现在艺人也明白了，发函根本没用，现在好多艺人直接去报案，拿回执拍照，其实也没有啥用，但技术层面在升级，你说这是公关行为吗？公关的方式是取得信任，是我跟你长期建立一个关系，你的意向性很强，当别人说我坏话的时候，你会怀疑的，你说不太可能。觉得不相信，就是我们做事的基础，而报案、发函已经是最后的立场性的表态了。